“六一”将至，有记者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儿童用品市场进行了调查，发现红领巾、书本等商品暗藏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暴利。一家印务商行的经理说：红领巾批零差价达数倍，学校从小学生身上赚到了暴利（5月28日《现代快报》）。
　　从表面上看，布质的红领巾进货价是每条0.4元，学校卖给学生是每条3元，一转手就获得了近700％的利润，当然是暴利。而在众人眼里，学校经手红领巾、校服、书本等商品并从中赚取利润，既是公开的秘密，又无可厚非，只要不是太过分，只要经办人没有暗中收受回扣。
　　但是，在这看似合理的认识中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谬误：即使排除个别经办人借机中饱私囊的因素，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也没有任何的资格与理由获取额外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学校在经手红领巾、书本等商品的过程中，只要获取了超过其成本的利润，不管获利是多还是少，统统都是不当得利。
　　这是一个应当廓清，但在实际当中却没有廓清的法律概念。
　　比如我们看到，包括那些高等学府在内，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如此：以低于图书原价的折扣价进货，然后再按原价卖给学生。学校没有付出一分钱的本钱、不用承担丝毫的风险，却将高额的利润尽收囊中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校是什么角色、什么身份呢？说它是商人吧，却没有在法律上取得经商的合法资格；说它是非营利性的教育事业机构吧，却又在大赚学生们的钱；说它是消费者吧，真正的消费者却是学生……总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校从培养学生、服务学生的教育者、服务者，变成了“四不像”。
　　而对学校谋取的究竟是暴利还是不当得利追根究底，目的就是厘清这个法律概念。倘若是暴利，那说明学校还是应该赚这些钱的，只不过不该赚得过多。而不当得利，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。显然，学校经手红领巾、书本等赚学生的钱是没有合法依据的，学校因此获得了利润，而学生则因付出高于市场价的对价而蒙受损失，这应属不当得利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法律关系上，受害人作为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，享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的债权。也就是说，一旦认定校方赚取的是不当得利，学生们就有权向学校要回那些钱，就有了积极主动维护权益的法律依据。
　　如此一来，不仅从根子上断了学校的“生财之道”，也有利于减少和杜绝教育圈内与采购相伴相生的经济犯罪。